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

梁严冰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近代以来,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共同的民族命运,客观上要求各民族、各党派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承担民族重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为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释。并通过建立民族工作领导和研究机构、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创建民族院校、建立民族文化促进会、创办少数民族抗日救国组织、建立少数民族抗日武装及学术研究中注重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具体实践,极大增强了民族共同体意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汇聚了民族力量,凝聚了民族精神;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族问题理论;提升了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推动了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231;D6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26-01-010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向心力和认同感不断增强,呈现出华夷一家、天下共生,多民族大一统,共有精神家园的命运共同体。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严重危机。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勇担时代使命、引领时代发展、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积极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全面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学界既有成果主要集中于陕甘宁边区党的民族与宗教政策的特点及经验研究,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本文力图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推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背景、理论探索、具体实践及历史作用等,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和梳理,希望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所裨益。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背景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其显著特征是,中华各族人民在情感和心理上对中华民族具有高度认同感,政治上团结统一,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社会利益高度一致。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春秋战国到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是中华民族的形成时期。夏商周时期,中国先后进入了阶级社会,建立了国家和各种制度,中华民族迸发出空前的创造力。东周的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交流交往更加频繁,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认同不断加强,尤其是秦汉王朝采取的诸多统一措施,极大促进了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经过370年的分裂割据后,隋唐重新形成统一的政治格局,在“天下一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民族共同体走向新的发展阶段;辽宋夏金至元明清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壮大和巩固时期,这一时期辽宋夏金、两宋几个朝代的并立共存及相互冲突,民族交流与融合进一步扩大,元明清在政治上的统一及疆域的扩大,不仅拓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而且达到了“天下一家、华夷一统”局面,这是经过漫长的历史阶段后民族共同体走向壮大和巩固的时期。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国古代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相互涵化,既各具个性又多元统一,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总之,近代以前中华民族处在自在时期,中国境内各族群相互间既有激烈的征战、扩张和压迫、隔阂,又有友好的交往、互动和交融、同化,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融合发展、互通有无,在清代最终形成了紧密联系的民族共同体,由大一统制度塑造的文化认同达到了新水平,大一统格局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近代以降,中华民族共同体遭到严峻挑战。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强行撞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随之西方列强接踵而至,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断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民族生存的共同体家园遭到践踏与蹂躏。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各族人民奋起反抗,长久以来形成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得到进一步唤醒和明确,并逐渐转化为反抗外族入侵的革命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各族人民不仅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而且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深刻认识到团结一致、荣辱与共的共同体,是民族所向披靡、巍然屹立的根本。另外,反观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传统的专制王朝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是历史趋势。近代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最终汇聚成辛亥革命。当然,辛亥革命时期,在革命的酝酿阶段,无可否认,关于民族问题的认识上,一些激进的革命派人士尽管有排满情绪、大汉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汉族即等同于中华民族的言论,但推翻帝制,建立各民族平等的、以中华民族为国家基石的民主共和国是革命派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因此,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各族人民从族类、王朝认同到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转变。它将民族共和的观念和思想烙入中华各族人民的心灵深处,形成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意识,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也由自在转入自觉。并且每当国家遇到危难之际,这种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会演化为一种民族认同的强大力量,从而保证了国家政治上的统一和疆域的稳定，故而辛亥革命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起点。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共同的民族命运，要求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各团体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抗外来侵略,共同承担民族重任。为了汇聚民族解放和复兴的磅礴力量,尽快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共产党勇立时代潮头,勇担时代使命,引领时代发展方向,在民族大义面前,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抗战,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1937年7月8日,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通电全国疾呼:“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和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呼吁全国同胞,“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指出:“要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只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并强调“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正是在抗日的前提下,中国各族人民为免于自己的家园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联合。中国共产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自觉的政治领导力量,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了多维度探索,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争,从而在浴血奋战中开辟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道路。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自觉

面对外敌的入侵,如何使五千年中华文明延续不绝,不被中断?如何使中华民族避免亡国灭种的灾难?如何保持国家团结统一、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人以强烈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从民族和国家战略层面予以高度重视并做出了历史的回应,积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早在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即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号召各党派间、各军队间应摒弃政见和利害的不同,停止任何敌对行动,停止内战。中国境内各民族蒙古、汉、回、藏、苗、瑶、彝等民族亲密携手,共同救国。“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大义面前,愿意抛弃前嫌,为抗日救国积极推动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同年,在《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呼吁:“只有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迅速团结起来一致行动,才能挽救我们的祖国。”中共中央的宣言再一次声明,中国共产党渴望与中国境内各民族、各党派、各军队、各社会团体、各群众组织和一切爱国同胞,为建立民族共同体而努力奋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中,激励蒙汉人民,应该有积极的准备和充分的动员,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新的进攻，呼吁“蒙古民族,不分盟族旗,不分上下,团结一致,抗日援绥!保卫绥远,保卫蒙古!”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希望与蒙古族各阶层联合抗日的决心。同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动员蒙古、回及一切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当前的紧急任务,就是全民族团结起来,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强调:“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呼吁所有阶级,所有政党,所有民族,从汉族到苗瑶等小民族,一切都在内,要建立长期的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的讲话,再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全民族,依靠民众,建立民族共同体,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意志。同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指出:全中华民族当前应该“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古、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并积极“发展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强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抗战”。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了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的思想。他指出,从很早的古代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中华大地上。“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他还指出, “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 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 所以, 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毛泽东通过历史的追溯与现实的追问,阐明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遗产,是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拥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从不惧怕外来压迫。这一思想理论不仅在民族危难之际增强了中华各族人民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为推动建立民族共同体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优良传统。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中指出,全党要“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号召各族人民一致抗日,“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毛泽东的讲话再次声明了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及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守土抗战,积极推进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烈愿望和胸怀气度。1940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其中指出,回族“在抗战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回族问题是抗日战争中重要问题之一。”在平等原则下,积极鼓励汉族与回族等少数民族一起联合抗日，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问题”。同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在《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中指出,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是中国抗战必须争取的力量。因此,团结蒙古民族抗日救国,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但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其中心关键即在对蒙古民族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这两个提纲的拟定和发布充分表明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更坚决和更切实的举措来推进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工作。

为了进一步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在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养成。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指出,我们对少数民族是以民族自觉为原则,帮助他们坚定对抗战的信心,积极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尊重其宗教习惯。同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17条明确指出:“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1941年6月22日的《解放日报》社论,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的民族政策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团结国内各民族共同抗日的唯一正确的民族政策”,并强调,在日寇侵略之下,中华民族的命运“不是汉族一族之事,……如果没有国内各少数民族积极的参加,就不能有最后胜利的保证”。社论阐明了携手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抗日战争中最重要、最严重的任务之一。否则,在日寇侵略之下,国内各民族都难免要变为日寇的奴隶,任人宰割。同年7月29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也指出,边区内所有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一律平等,要“互相尊重各民族之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与宗教信仰”。1942年2月,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指出,边区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尊重他们的宗教习惯,并设立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还强调“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方针,是坚持团结共同抗日”。由于边区及各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就使得边区愈加巩固,使得抗战胜利更有保证”。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古族和回族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报告还指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民族共同体的建立,就是为了“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报告深刻阐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和尊重各民族权利,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和民族共同体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同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将团结联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以各少数民族同自己一道,为解除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侵略而奋斗。党章作为党的行动纲领和根本法规,其中明确规定党要组织和团结国内外一切人士、阶级和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而团结奋斗。这既彰显了党反对外来侵略的初心和使命,又昭示了党为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担当和坚强意志。

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抗战救国与民族复兴的战略层面,对于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释,体现了党的理论自觉。并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号召各民族、各党派、各团体、各界人士及所有中华儿女共同承担起民族重任,从而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实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意欲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自觉将抗日救国与民族一体化建设有机结合,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积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一)建立民族工作领导和研究机构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团结国内少数民族共同奋斗,既是党确定的方针政策,又是党建立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为了加强组织领导,1937年7月,党中央专门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下设回民工作部和蒙古工作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为了分担党中央各方面的工作,中央设立了几个工作委员会,其中就有西北工作委员会。1939年初,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张闻天任书记,李维汉为秘书长,委员会由汉族、回族、蒙古族等十多个同志组成,下设民族问题研究室,负责少数民族工作。1941年5月13日,为了统一领导西北工作,中央书记处发布了《关于成立西北局的通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后,中央任命高岗为书记,王世泰、林伯渠等7人为委员,下设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下设的民族问题研究室成立后,为了加强民族问题的研究,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民族问题调查研究工作。如前所述,1940年4月和7月,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布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就是研究室同志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之外,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处理解决和研究少数民族问题。所有这些,都对推进民族共同体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举行了多次会谈,商讨共同抗日等问题。1937年3月,国共两党达成一致意见,拟于本年清明节同赴中部县(今陕西黄陵县)祭拜黄帝陵。黄帝陵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不仅象征着中华文明的肇始,更凝聚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血脉。故而在民族危难之际,为尽快建立民族共同体,促成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站在全民族利益角度,积极支持两党共同祭拜黄帝陵,并予以高度重视。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一切阶级。并强调，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打了10年,但我们绝不记旧恨,愿与国民党携手同行,一致为保卫祖国而战。我们必须“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否则对日抗战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的讲话,向全国、全世界重申了共产党愿意尽快促成国共合作,建立民族共同体,共击日寇,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的政治主张。同年3月6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在给任弼时关于国内形势和红军任务的电报中指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共同抵御外辱的新阶段。要求党要“成为这一运动中心的领导力量”,并要“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担负新形势下的新任务”。该年3月8日,周恩来就西安事变后同国民党谈判的最终情况,向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为了尽快促成国共合作,表达诚意,红军番号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现有红军最精锐部分整编为三个国防师。中央原则上同意红军番号的取消及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举措,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推动建立民族共同体的诚意。3月15日,中央书记处在给周恩来的电文中重申,在西安事变中,我们已深刻表示，为国家民族利益起见,愿与国民党团结救国,此根本方针党始终不变。并认为谈判:“如果双方都站在诚意的团结救国宗旨上,是能够得到良好结果的。”

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团结抗日,凝聚中华各民族,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国共两党共同拜祭黄帝陵。1937年4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特派代表林伯渠;国民党特派委员张继、顾祝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在中部县桥山同祭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公祭仪式上,国共双方代表宣读了各自祭文。其中,中国共产党的祭文指出:“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中国共产党掷地有声的祭文,表达了党在民族大义面前战胜敌寇,团结救国的强烈愿望。回望历史,这次国共两党拜祭活动所代表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仪式本身。公祭典礼不仅是一场现代与历史的对话,更是共产党保家卫国、捍卫疆域主权的壮志使命和谋求建立民族共同体的出师表。

(三)建立民族院校，培养民族干部

为了增强全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快推进民族共同体建设,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建立民族院校、培养民族干部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1937年8月,陕北公学成立后，学校于1941年6月特别成立了民族部。当时,民族部招收的学员共185人,包括汉、蒙古、回、藏、苗、满、彝等7个民族,能使这么多少数民族员工团聚一堂,这在全国是一个创举。1941年9月,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中央又专门成立了民族学院。据统计,招收员工人数达到数百人,其中蒙古族占40％,回族占20％,藏族占4％,彝族占4％,苗族占1％。分别来自西南各省苗、彝居住区及宁夏、青海、甘肃、伊克昭盟、察哈尔盟、乌兰察布盟及东北地区。教学组织以班为单位,教学过程中根据员工的文化程度分为一、二、三、四班,也因员工和民族特点单独开设回民班和蒙民班。学制分为初、中、高三级,共计6年毕业。开设课程有:汉语文、中国问题、政治、时事、形势政策(施政纲领)、自然科学、数学、史地等;另外,蒙古族员工还要学习蒙语文,藏族员工还要学习藏语文;学校还不定期向员工作民族问题报告,介绍我国各民族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及生活习俗等情况。公司产品中,特别强调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民族学院的校歌“让我们携起手来,高举民族革命旗帜,逐步走向平等、幸福、各民族团结的新中国”。表达了各民族携手团结,并肩作战,共同走向美好未来的豪情壮志。

除陕北公学和民族学院外,1937年,中央党校还办过一个少数民族班,有藏族和苗族的员工参加学习;1939—1940年,中央党校办过一个回民班。民族学院及其他院校在办学过程中,为党培养了大批优秀民族工作者和研究者,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交流及促进民族共同体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建立民族文化促进会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的议案。之后,边区开始筹备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

1.蒙古文化促进会 按照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议案,先是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员有吴玉章、林伯渠、王若飞、艾思奇、李维汉、贾拓夫、李富春、丁玲、周扬、肖三、乌勒图那素图、巴彦图、阿拉腾扎布等39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1940年3月31日召开成立大会，各民族代表千余人出席。成立大会上艾思奇作了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的意义和筹备经过的报告,李维汉在会上讲了蒙古文化促进会主要的任务内容是民族团结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裂蒙古族和汉族团结的阴谋,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大会推举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沙克都尔扎布(即沙王、伊克昭盟盟长)等为蒙古文化促进会名誉理事，推举吴玉章为理事会主任,林伯渠、李维汉等35人为理事。

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以后做了两件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事情:一是设立蒙古文化陈列室，二是决定在延安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破坏和抢走成吉思汗的灵榇。为了保护成吉思汗灵榇的安全,1939年5月蒙古族各界商议后,决定将灵榇迁移到抗战大后方的甘肃兴隆山。该年6月21日,灵榇途经延安时,各族群众近万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迎灵、祭典活动。谢觉哉代表中国共产党、滕代远代表八路军、高自立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出席祭奠活动，曹力如代表延安各界宣读祭文。祭文中指出，“日寇逞兵为祸中国不分蒙汉如出一辙”“而今而后五族一家”“艰苦奋斗,共产党人,煌煌纲领,救国救民”。祭文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国内各族人民,驱除日寇侵略,挽救国家危亡的坚强决心。此次祭奠后,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和六月二十日,延安各界分别举行两次成吉思汗大祭典，以此来增强蒙古族及各族人民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特别指出的是,1940年夏毛泽东、朱德亲自发起公祭，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代表参加,此次祭典也是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室的落成典礼,故而尤为隆重。毛泽东亲自题写“成吉思汗纪念堂”。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室的落成,不仅增强了蒙古族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团结和友谊,传承了中华大一统文化,而且对促进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回民文化促进会 在蒙古文化促进会筹备的同时,还进行了回民文化促进会的筹备工作。当时筹备委员有谢觉哉、李维汉、艾思奇、马阿訇、贾拓夫、吴玉章、林伯渠、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等。筹备委员会成立后,1940年10月7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同时举行了回民文化促进会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大会,选举林伯渠、高岗、谢觉哉、周扬和延安的马阿訇、定边的马阿訇、关中的马阿訇等30余人为理事。

蒙古文化促进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的成立,对于抗战时期促进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增强各民族融合内生动力意义十分重大,它既传承发展了蒙古族、回族的优良文化,又创造性地丰富了蒙古族、回族的新文化。典型代表是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前后,两个文化促进会组织人员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部分著作翻译成蒙古文和阿拉伯文,并出版发行。

(五)创办少数民族抗日救国组织

中国共产党为组织和动员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参加抗战,促进民族共同体建设,还积极联络少数民族人士创建抗日救国组织。

1940年1月,中央党校马青年、王占魁等,马列学院马文良,中国女子大学苏冰,八路军政治部金浪白,西北工作委员会牙含章等,共同发起成立“延安回民救国协会”。2月26日，举行了该会成立动员会, 延安的全体回民及社会各界参加了大会。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正式成立,也说明了回汉两大民族在外敌入侵面前,团结抗日,共同抵御外辱的强烈呼声,可谓是边区少数民族建立抗日民族共同体的一大盛举。同年3月10日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发表了《告全边区回民同胞书》强调加强回汉两族的抗日团结一致对外是目前极端重要的任务。之后,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又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10月7日，如前所述在延安同时举行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暨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朱德、谢觉哉等和延安各机关代表、边区各分区的回民代表1 000余人出席了大会。会议讨论了回族与全国其他民族团结抗日和保卫边区、发展边区经济文化等问题。1941年春边区各分区也相继成立了回教救国协会支会。边区回教救国协会和分会、支会的成立,对加强各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六)建立少数民族抗日武装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少数民族抗日武装的组织和建立,在蒙古、回、瑶、壮、苗、黎等少数民族地区,领导各族人民建立了一系列抗日武装,这些举措既增强了民族共同体意识,又成为敌后抗日武装的重要力量。1938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下,冀中成立了回民教导队,7月该教导队与河间回民教导队合并组成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司令员,此支抗日武装一时在冀中平原威震四方。该年七八月间,八路军120师李井泉支队挺进大青山,成立了以蒙古族为主的蒙古抗日游击队,并与蒙古族高风英等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会合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由此,蒙古、汉各族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的殊死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回民支队,宁夏海固地区的回民抗日游击队,山西的壶关回民游击队、长治回民营,山东渤海地区的回民支队,安徽定远的回民清真大队,广西左江地区由瑶、壮、汉各族共同组成的抗日挺进队等,都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之外,共产党员冯白驹领导的黎、苗等少数民族海南琼崖抗日游击队,对海南岛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等等。

(七)学术研究中注重民族共同体意识

延安时期的学术研究是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面临生死抉择之际,所有进步学者都在思考学术为抗战和民族复兴的服务问题。其中,在研究过程中特别注意中国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的考察,以加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和教育。1938年9月18日,即抗战爆发七周年之际,吴玉章发表《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文中指出:“现在我们大中华民族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只有深刻研究我们的历史,唤起全民族的爱国精神”，“我们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才能得到胜利”。1941年9月18日,抗战爆发10周年之际,他在许立群的著作《中国史话》的序言中又指出:在抗战的艰难环境中,“很需要我全民族优秀的儿女团结一致,……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因此,“研究(我们)自己民族的历史,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学者们在研究中注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表现在其论著中把中华民族的发展看作一个整体,强调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不可分割。民族的历史是生活在祖国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吴玉章说:“我们讲中国历史应该包括全中国各民族的历史”“现在我们应该把各民族的历史汇合起来作成中国的历史”。1943年,尹达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一文中,论述了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殷商末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较为详实地论证了“中华民族和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发荣滋长起来的”，既驳斥了一度流行的中国人种和文化外来说,又表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941年、1942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和中册在延安出版,该书一大特点是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传说与史料,著作在叙述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特别强调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讴歌民族精神、阐发民族智慧,在评价各民族历史人物的基础上着重描绘各民族多样的社会生活,积极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价值。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丰富的历史资料,系统展现中华民族雄浑壮阔、多姿多彩历史画面的巨著。之外,1946年,范文澜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编,也特别强调中国近代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反对外来侵略论述，等等。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与作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汇聚了民族力量,凝聚了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既然是全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共同事业,就必须由全民族共同来完成,共克时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通过制定和发布相关政策、建立民族工作领导和研究机构、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创建民族院校、建立民族文化促进会、创办少数民族抗日救国组织、建立少数民族抗日武装以及学术研究中注意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养成等一系列举措,极大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感,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最大限度地汇聚了民族力量,凝聚了民族精神。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发布,使得推进民族共同体构建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民族工作领导和研究机构的创建,不仅说明了党对推进民族共同体的高度重视,更重要的是使党组织和协调推进民族共同体建设有了有力抓手,并为开展民族问题研究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其深远意义已远远超越了拜祭本身,充分说明共产党在民族大义面前,甘愿抛弃前嫌,与国民党团结一致,共击日寇,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的坚强意志和非凡气魄;创建民族院校、建立民族文化促进会,既为推进民族共同体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又为民族文化交流和各民族的团结、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为推进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思想和文化基础;创办少数民族抗日救国组织、建立少数民族抗日武装,不仅促进了各族人民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局面的形成,而且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意义重大;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中关注民族共同体意识,阐发民族精神,不仅在民族危难之际升华了民族共同体理论,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共同体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总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一系列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举措,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族问题理论

面对抗日战争的任务和形势以及建立民族共同体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系统阐述了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937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作为“十大纲领”中一项重要内容。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将“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外”,作为抗日救国15项政纲的第13项,其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主要内容为:第一,允许蒙古、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有自己管理本民族事务之权。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应设置少数民族委员会,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尊重他们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教育。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民族平等,“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并强调,上述政策的实施,一方面，需要各少数民族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主动实施。此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它既有力地指导了实践,推动了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又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族问题理论。之后,毛泽东还相继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3月所作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报告,1941年5月亲自加写和改写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0月的《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以及1945年4月《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又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及方针政策,强调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族问题理论。

(三)提升了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延安时期,为反抗日寇侵略,动员各族人民积极投身抗战,加强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中国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各民族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的优良传统,从而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毛泽东关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论述，上文已提及,这里再做强调,正如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一节所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在广袤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舟楫和灌溉之利,给各民族以方便的交通。从很早的古代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就生活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国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除汉人外,还有蒙古、回、藏、维吾尔族等数十种少数民族,都有长久的历史。故而,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保存了丰富的文化典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已有了将近4 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富于革命传统,反对外来压迫，故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毛泽东饱含深情的文字,充满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自豪,至今让人倍感亲切,他的讲话可以说既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又是一部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宣言书,给人以强大的感染力,对推进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之外,为系统宣传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提升民众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撰写了一系列通史和断代史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版发行,进一步加强了国情教育,愈发增强了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引下,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实践举措有效地团结了各族人民,共同抗日,这不仅提升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极大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使得各族人民在战火弥漫的硝烟中,不断消除民族隔阂,共铸抗战伟业,建立了团结抗日的新友谊。

(四)推动了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

延安时期,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尊重与保障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各解放区的参议会都规定了具体的人数比例,保障少数民族的代表当选,为了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各参议会内都设立少数民族委员会。1942年4月,陕甘宁边区还根据边区施政纲领,将定边县的四、六区,城关区的两个行政村，新正县的一、九区以及盐池县等蒙古族聚居区,分别划为蒙古、回民自治区,实行自治管理。这种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政策。各解放区颁布的各种相关条例,都规定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共同推进民族共同体建设。如1941年7月29日颁布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边区内所有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一律享有平等自由权利”“互相尊重各民族之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与宗教信仰”。1947年4月27日颁布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其中规定:要建立团结合作的新民族关系,“内蒙古自治区域内蒙汉回等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历史文化、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各民族要发展本民族的经济生活,发扬优良历史文化与革命传统,“共同建设新内蒙古”，等等。

之外,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帮助少数民族改进农牧业生产。为此,各解放区对于少数民族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从事农业的少数民族居民,可以享受分配土地、贷款、调剂种子、划分宅基的优惠，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发展农牧业生产,安居乐业等。除此之外,各解放区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创办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学校,发展文化事业,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如1941年2月20日，党中央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草案》中指出:对少数民族区域,要“帮助他们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就是各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的总方针”，并强调应“广泛的发展文化教育运动,普及国民教育,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培养治党、治国、治军的各种人材”，等等。这些推进民族共同体的政策和举措,有效推动了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

总之,延安时期,在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积极推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并进行了大量艰苦卓绝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时代新征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一系列风险挑战,如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是我们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因此,认真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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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严冰

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发表时间：2026年1期